1959年，我国曾举办过纪念历史上十大画家活动，北宋李公麟(字伯时)即位列其中。李公麟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之高毋庸赘述，尤其是那堪称一绝的白描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仅就其《五马图》卷而言，看似简约的白描勾画，但线条粗细、墨色浓淡均恰如其分，马与人物比例精当，形象生动，甚至能让人感觉出马的肥瘦、光泽及性情。如果要选定我国十件传世名画，这幅画卷极有可能名列其中。只是这件稀世之宝1930年流入日本，后又传毁于“二战”战火。谁知就在去年岁末，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公布，将于“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1月16-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海报
紫禁城内的《五马图》《五马图》为纸本白描淡彩卷轴，分五段，每段画一匹骏马及一名牵引奚官，高约九寸，长约七尺一寸。本身虽无作者署款和印记，但被认为是传世中最为可信的李公麟真迹，主要证据是上有黄庭坚的题记和题跋。因为黄庭坚不仅是作者同时代人，而且还是其好友。从黄庭坚所题马之名称、年岁、尺寸等信息可知，这五匹由西域进献给北宋朝廷的名马，前四匹分别是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和照夜白，最后一匹缺失题记，但据拖尾宋代曾纡题识，后人多认为是名马“满川花”。乾隆帝题识，也有类似暗示。不过，日本美术史学者泷精一和铃木敬等均认为最后这匹马并非李公麟真迹，而是后人补画。卷末黄庭坚题跋谓：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喜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马驵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瞿昙所谓识鞭影者也。这段题跋不仅为鉴定李公麟真迹提供了可靠证据，而且也为这一画卷增添了无上荣光和价值，因为世间再也难寻有宋四大书家题跋的画迹。
紫禁城内的《五马图》
《五马图》为纸本白描淡彩卷轴，分五段，每段画一匹骏马及一名牵引奚官，高约九寸，长约七尺一寸。本身虽无作者署款和印记，但被认为是传世中最为可信的李公麟真迹，主要证据是上有黄庭坚的题记和题跋。因为黄庭坚不仅是作者同时代人，而且还是其好友。从黄庭坚所题马之名称、年岁、尺寸等信息可知，这五匹由西域进献给北宋朝廷的名马，前四匹分别是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和照夜白，最后一匹缺失题记，但据拖尾宋代曾纡题识，后人多认为是名马“满川花”。乾隆帝题识，也有类似暗示。不过日本美术史学者泷精一和铃木敬等均认为最后这匹马并非李公麟真迹，而是后人补画。卷末黄庭坚题跋谓：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喜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马驵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瞿昙所谓识鞭影者也。这段题跋不仅为鉴定李公麟真迹提供了可靠证据，而且也为这一画卷增添了无上荣光和价值，因为世间再也难寻有宋四大书家题跋的画迹。
《国华》杂志所载中川忠顺文章
稍后，即1921年11月至翌年1月，大村西崖初次赴华考察，在北京陈宝琛家饱览了众多内府藏画，其中就包括《五马图》卷，而且还带专业摄影师拍摄下来。相关情况，大村西崖在《中国游历谈》讲演(《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第20卷7号)中曾有涉及。大村将《中国美术史》《密教发达志》等自著以及日本制雁皮纸作为礼物赠送给陈宝琛，并托其将同样礼品献给清逊帝溥仪，以求观览并摄制内府藏画。后陈宝琛传溥仪话说：“对方本着研究目的远道而来，尽可能让其多浏览或拍摄宫中之物。不过，在宫中很麻烦，就拿到你家去给他看吧。”(同上月报)
因此，大村讲陈宝琛多次把宫中宝物借到家里来，让他观览并拍摄，总共拍下八、九十张。若对照近年整理出版的《西崖中国旅行日记》(以下简称《西崖日记》)，当时的情形则更为清楚。如1921年11月17日日记：伴栗原及写真师岩田、平田至陈弢菴。太保出迎，出御府及自家藏品，(令)自由摄影。
当天陈宝琛家，《宋徽宗临古长卷》《唐宋元画册》等从未寓目的内府秘藏古画琳琅满目，令大村应接不暇。因数量较大，一天未能全部摄制下来，又约定21日再次拍摄。其后，大村为寻访并拍摄京城其他藏家书画，又南下天津，忙得不亦乐乎。12月8日日记记载：此日陈太保亲戚刘骧业来访，予不在寓，栗原代而应接。骧业请予以画扇。大村为其作画后，于10日一早，“访刘骧业于宣武门外烂缦胡同十八号，交付所嘱扇面，托请陈太保再借内府宝绘，以刘氏为陈之通家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陈之通家”刘骧业即陈宝琛外甥，福建盐运使兼海关监督刘鸿寿之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政府财政部任职。这位刘骧业正是后来将《五马图》卷带往日本，并售于日本实业家的当事人。11日，大村又去访刘骧业，再次托其斡旋内府藏画借出之事。后得到刘骧业确切回音后，14日日记记载：午后一时赴陈弢菴招宴。……此日弢菴又为予借内府宝绘来观之。刘骧业来会，斡旋太力。
日记中还详细记载着当天所拍摄的诸多名画，其中就有“李伯时五马图卷、纸本淡采(彩)、七枚、高九寸、长七尺一寸四分”。(以上均出自《西崖日记》)另外还有《梁楷右军书扇图卷》《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卷》《恽南田仿古山水册》等。大村西崖对尽力斡旋的刘骧业也大为赞赏，故有“斡旋太力”之语。第二天，大村又派人至陈宝琛家，继续拍摄前日未了的部分。
以上可知，1921年这一时间段，除芥川龙之介和中川忠顺之外，至少还有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亲眼目睹过《五马图》卷。大村还对此作了具体记录和拍摄，而作为陈宝琛外甥的刘骧业不仅为此竭力周旋，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陈宝琛 图片来自香港文通书店版《我的前半生》
大村西崖归国后，即着手整理在华所获文献资料，尤其是于京津等地拍摄的七百余张中国古名画，将照片贴在整理用纸上，并标注说明文字，首先于1922年2月17、18两日在东京美术学校展览，后又在大阪、金泽等地讲演时展出。当然，其中就有李公麟《五马图》卷。而且，就笔者目前所知，大村西崖也是最早将《五马图》卷及其所藏信息编入美术史的学者。其早在1925年编刊的《东洋美术史》中，在简要概述李公麟生平业绩后，就明确指出：鞍马人物之白描实为古今独步之神品。其遗作五马图卷乾隆以来至今尚存于清室内府。(《东洋美术史》，图本丛刊会，1925年)另外，作为教学参考，大村还计划另行出版一册包括《五马图》在内的图录，但他不幸于1927年初病逝。后根据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的建议，由同事田边孝次将原计划中的图录拆散，将照片分别插入本文中，扩充为上下两卷出版,下卷第257页即有李公麟《五马图》插图。可以说，大村西崖与前述中川忠顺一道，为在日普及和提高李公麟绘画艺术，尤其是扩大其《五马图》之影响做出了贡献。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为这幅画卷最终流失日本埋下了伏笔。
另外，大村西崖1923年4月第二次游华，在北京与金绍城见面时，特地“赠金以李伯时五马图卷册页一本，又托金赠一本于陈太傅”。(《西崖日记》)这是为兑现第一次来华托陈宝琛借出内府藏画摄影时的承诺。
《五马图》流入日本
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观赏并拍摄的内府藏画及其记录，为我们调查和了解清宫流失书画提供了重要线索。《五马图》卷只是其中一例。从以上内府秘藏名画随意借出宫外的事实，不难窥知当时宫中文物在保管上的混乱状况。查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其中《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帐》中，仅“辛酉十月十八日陈大人借去”一项，就有包括“李公麟五马图手卷”在内的十四种书画。“辛酉十月十八日”正好是公历1921年11月17日，也就是上述大村西崖带领专业摄影师去陈宝琛家拍摄的日子。结合同为清宫留下的《外借字画浮记簿》可知，早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就有包括《五马图》《徽宗临古》《燕文贵秋山萧寺》等在内的宫中藏画被多次借出宫外，主要借主就是陈宝琛，而且当时宫内出借手续及记载过于粗略马虎，也不排除借出不入账甚或不归还的情况，加上目前所见之清室遗留书画目录等并非完整，故具体情况已无从稽考。不过，这幅《五马图》最终还是留下收回记录，即辛酉“十二月初四日收回”(即公历1922年1月1日，《外借字画浮记簿》)。
那么，这幅画卷是怎么流出宫外的呢?查《赏溥杰书画单》，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初七赏溥杰”栏内，“李公麟五马图”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该画卷在收回后还不满一年，就以“赏溥杰”名目被转移出来。而且就在十一月初七(12月24日)这一天，竟有25件名画下赐溥杰。溥仪就是以这种巧妙的“赏赐”方式，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将一千余件唐宋元明清五朝贵重字画转移到宫外，从而导致国宝散逸，至堪痛惜。
后来这些被巧妙转移出来的书画等文物，由溥杰、溥佳等通过各种关系偷偷运往天津租界。故1924年溥仪出宫暂避日本使馆后，又悄悄潜入天津租界，从此过起多年还算体面的“小朝廷”生活。当然，为支付庞大开销，部分被转运过来的书画等文物也成了变卖对象。《五马图》就是溥仪居天津期间流失出去的书画名品之一。
陈宝琛（图片来自香港文通书店版《我的前半生》
大村西崖归国后，即着手整理在华所获文献资料，尤其是于京津等地拍摄的七百余张中国古名画，将照片贴在整理用纸上，并标注说明文字，首先于1922年2月17、18两日在东京美术学校展览，后又在大阪、金泽等地讲演时展出。当然，其中就有李公麟《五马图》卷。而且，就笔者目前所知，大村西崖也是最早将《五马图》卷及其所藏信息编入美术史的学者。其早在1925年编刊的《东洋美术史》中，在简要概述李公麟生平业绩后，就明确指出：鞍马人物之白描实为古今独步之神品。其遗作五马图卷乾隆以来至今尚存于清室内府。(《东洋美术史》，图本丛刊会，1925年)另外，作为教学参考，大村还计划另行出版一册包括《五马图》在内的图录，但他不幸于1927年初病逝。后根据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的建议，由同事田边孝次将原计划中的图录拆散，将照片分别插入本文中，扩充为上下两卷出版,下卷第257页即有李公麟《五马图》插图。可以说，大村西崖与前述中川忠顺一道，为在日普及和提高李公麟绘画艺术，尤其是扩大其《五马图》之影响做出了贡献。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为这幅画卷最终流失日本埋下了伏笔。
另外，大村西崖1923年4月第二次游华，在北京与金绍城见面时，特地“赠金以李伯时五马图卷册页一本，又托金赠一本于陈太傅”。(《西崖日记》)这是为兑现第一次来华托陈宝琛借出内府藏画摄影时的承诺。
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观赏并拍摄的内府藏画及其记录，为我们调查和了解清宫流失书画提供了重要线索。《五马图》卷只是其中一例。从以上内府秘藏名画随意借出宫外的事实，不难窥知当时宫中文物在保管上的混乱状况。查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其中《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帐》中，仅“辛酉十月十八日陈大人借去”一项，就有包括“李公麟五马图手卷”在内的十四种书画。“辛酉十月十八日”正好是公历1921年11月17日，也就是上述大村西崖带领专业摄影师去陈宝琛家拍摄的日子。结合同为清宫留下的《外借字画浮记簿》可知，早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就有包括《五马图》《徽宗临古》《燕文贵秋山萧寺》等在内的宫中藏画被多次借出宫外，主要借主就是陈宝琛，而且当时宫内出借手续及记载过于粗略马虎，也不排除借出不入账甚或不归还的情况，加上目前所见之清室遗留书画目录等并非完整，故具体情况已无从稽考。不过，这幅《五马图》最终还是留下收回记录，即辛酉“十二月初四日收回”(即公历1922年1月1日，《外借字画浮记簿》)。
那么，这幅画卷是怎么流出宫外的呢?查《赏溥杰书画单》，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初七赏溥杰”栏内，“李公麟五马图”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该画卷在收回后还不满一年，就以“赏溥杰”名目被转移出来。而且就在十一月初七(12月24日)这一天，竟有25件名画下赐溥杰。溥仪就是以这种巧妙的“赏赐”方式，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将一千余件唐宋元明清五朝贵重字画转移到宫外，从而导致国宝散逸，至堪痛惜。
后来这些被巧妙转移出来的书画等文物，由溥杰、溥佳等通过各种关系偷偷运往天津租界。故1924年溥仪出宫暂避日本使馆后，又悄悄潜入天津租界，从此过起多年还算体面的“小朝廷”生活。当然，为支付庞大开销，部分被转运过来的书画等文物也成了变卖对象。《五马图》就是溥仪居天津期间流失出去的书画名品之一。
涉及刘骧业的外务省档案资料（电稿）
可知，当时日方对前来出展的中方人士给予了很高的待遇，23人补助费就多达15000余元，其中，刘骧业一人800元，从展览会收支明细资料看，展览会期间还有一笔专用于刘骧业的招待费。可见，刘骧业是日方颇为重视和优待的对象。
在展览会开幕之前，来自北京、上海、大连方面的出展者均陆续抵达东京，而作为天津方面出展的刘骧业、张弧、方若一行直到开幕当天才到达。不知是为了故意逃避海关检查还是避人眼目，刘骧业与张弧等最后携带大量展品从东北经由朝鲜抵达下关，然后乘列车在开幕式当天上午赶到东京上野的会场。
11月24日，在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后展览正式开始，观者如潮，受到各界好评。从当时各种报道看，可以说是日本有史以来中国古画展品质与量均最高的一次展览。
12月5日更换展品陈列，翌日展览会会长近卫文麿与正木直彦一起访宫内省，奏请天皇和皇后两陛下巡览展览会。后得知皇后将于12日12日来观。就在前一天，即11日下午，刘骧业提出希望将宣统帝所藏的三件名画献给皇后观览。正木直彦在日记中记载：
午后五时至美术馆。刘骧业氏携宣统帝所藏之黄筌笔柳塘聚鸟图卷、唐人游猎图卷、李公麟笔五马图卷三件，恳望供明日来馆之皇后陛下御览。展观此画卷，实乃剧迹，不胜惊叹。如李伯时之作，有黄山谷题跋，可视为龙眠山人之真迹。晚八时至东京车站，为今晚归国之关冕钧、阚铎、熙钰三氏送行。(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
对正木来说，这三件“剧迹”得以寓目也是第一次。除李公麟《五马图》卷之外，黄筌笔《柳塘聚鸟(禽)图》和《唐人游猎(骑)图》也均为尝见于《赏溥杰书画单》中的清室秘藏画卷。另外，刘骧业选择关冕钧、阚铎等三人离开东京回国之日，拿出这三件名画亦未必偶然，恐为避人眼目而为。
12月12日，皇后亲临东京府美术馆，会长近卫文麿、外务省冈部长景部长以及正木、坂西、渡边等诸多委员，还有刘骧业、李文权等隆重出迎，皇后巡览约半小时后离去。当时是否详细观看了刘骧业所提供的这三件名画，尚不清楚，只是从当时的报道可知，当天正木直彦特地为皇后讲解了梁鸿志出展的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
展览会开幕后已过多半时日，甚至说已近尾声(原定12月16日闭幕，后延长4天)，突然冒出以上包括《五马图》在内的清宫旧藏名品，怎么想都会觉得蹊跷。而且查阅外务省档案中的该展览会《临时目录》、《出品明细表》和当时编刊的《唐宋元明名画展号》，以及其后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等，均找不到这三件名画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此次展览中，唯独这三件名画是以非公开形式出现的，而且也没有载入任何图录。即使是前述溥仪出展的马和之《车马图卷》，虽隐去出展者姓名，但图录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因此，这三件刘骧业自称为宣统帝所藏的宋代名迹其出展本身恐大有文章，或者说必有难言之隐。譬如，为何刘骧业会突然恳请日方让皇后观赏《五马图》等？为何不以公开形式堂堂展出?又为何没有记入展览会相关文献?这些似乎都是难解之谜。不过，张伯驹在《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一文所讲颇能指点迷津。
“溥仪出宫后由日本使馆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张园，甚困窘，而从臣俸给，不能稍减，遂不得不卖出所携之书画，其事颇似李后主银面盆事(......)。时日人某欲以二万日金得宋梁楷卷。陈太傅宝琛经手其事。成之后，又有日本某侯爵欲以日金四万得李公麟《五马图》卷，献日本天皇。时溥仪正艰窘，愿以四十件书画售日金四十万元。《五马图》则不更索值，以赠日皇。陈又经手其事，以四十件书画畀其甥刘可超。一日刘持四件向天津盐业银行押款两万元，经理朱虞生约余往观，则为关穜《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四卷，开价《秋山平远图》五万元，《五马图》三万，《摹怀素书》、《姚山秋霁图》各两万元。押款两个月后，刘归还一万元，取走《五马图》卷，其《姚山秋霁图》则以一万元售于余，更以《秋山平远图》、《摹怀素书》向余押款五千元，展转半年不还，以《摹怀素书》了结，《秋山平远图》退还之。......朱经理殁后，所藏有方从义《云林钟秀图》，文征明《三友图》、王翚《观梅图》、蒋廷锡《五清图》、董邦达《山水》五卷，尽归余，与关穜等四卷，皆在四十件之数。载赏溥杰目内，更有黄筌花卉甚精，余未之见。后刘以数万元缴溥仪，糊涂了事。所有书画尽未交还。后刘回福州原籍，死于法。”(张伯驹《春游琐谈》)
以上张伯驹先生的回忆给我们提示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五马图》卷，曾有某侯爵愿出四万日元得之赠与天皇；二是溥仪欲另售四十件书画得四十万，而《五马图》则愿无偿送给日本天皇；三是经手人均为陈宝琛，而具体操办者则是其外甥刘可超；四是刘可超拿《五马图》等部分书画做了抵押，后又赎回《五马图》。但后来这些书画均被刘可超处理掉，最终只上缴给溥仪数万元。这里的刘可超尚不清楚其来历，但从整体情况判断，似乎就是刘骧业。
以上信息如果属实，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刘骧业为何隐秘带出《五马图》等来日，又不愿公开，而是恳望日本皇后观赏等问题了。
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唐宋元明名画展特辑》
《五马图》最终被日本藏家收购
那么，刘骧业究竟是何许人?目前中文资料尚缺乏详细记载，根据日文《日本留学中国要人录》等资料可知：刘骧业，字午原，1887年出生于福州，父亲为福建盐运使兼闽海关监督，母亲则是陈宝琛胞妹。刘骧业1904年自福州中西学堂毕业后即赴日留学，191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归国后担任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7年就任北京财政部秘书科长，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举办的1928年担任全国经济调查会咨议、币制局银行法规修正委员会委员兼关税讨论会会员。华北沦陷后的1938年担任行政院长秘书、宣传局局长。汪伪政府时代曾担任行政院参事。
或许因为舅舅陈宝琛的关系，加上本身在政府财政部门任职，又有留学日本经历，刘骧业与清室尤其是宣统帝溥仪早有干系。溥仪逃入天津日本租界后，刘骧业即充当了其与北京政府及日本交涉的桥梁，故《郑孝胥日记》中亦频频出现其名字。1928年5月5日，溥仪还下了一道委任其具体负责外务事宜的“上谕”。
奉旨三道：谕派郑孝胥总管外务事宜，钦此;谕存耆，著承办外务事宜，钦此;谕派刘骧业办理交派事件，钦此。……遂诣弢庵，谈久之。(中华书局版《郑孝胥日记》)
看来，当时溥仪身边除郑孝胥、陈宝琛等遗老谋士之外，刘骧业等少壮派人士也颇受信赖和器重。在此背景下，刘骧业经手将清室秘藏书画带往日本也不足为怪。另外，鉴于刘骧业于政府财政部和关税协调部门任职，才有可能通过特殊渠道将清室名画偷偷带出国门。因为此前针对清宫贩卖书画古物出口，政府内务部曾制定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就此次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来说，未经南京政府许可，海关便对出展绘画物品以简易手续放行，对此曾引起国内不少人士不满，后涉事海关监督还受到南京政府方面警告。
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唐宋元明名画展特辑》
《五马图》最终被日本藏家收购
那么，刘骧业究竟是何许人?目前中文资料尚缺乏详细记载，根据日文《日本留学中国要人录》等资料可知：刘骧业，字午原，1887年出生于福州，父亲为福建盐运使兼闽海关监督，母亲则是陈宝琛胞妹。刘骧业1904年自福州中西学堂毕业后即赴日留学，191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归国后担任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7年就任北京财政部秘书科长，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举办的1928年担任全国经济调查会咨议、币制局银行法规修正委员会委员兼关税讨论会会员。华北沦陷后的1938年担任行政院长秘书、宣传局局长。汪伪政府时代曾担任行政院参事。
或许因为舅舅陈宝琛的关系，加上本身在政府财政部门任职，又有留学日本经历，刘骧业与清室尤其是宣统帝溥仪早有干系。溥仪逃入天津日本租界后，刘骧业即充当了其与北京政府及日本交涉的桥梁，故《郑孝胥日记》中亦频频出现其名字。1928年5月5日，溥仪还下了一道委任其具体负责外务事宜的“上谕”。
奉旨三道：谕派郑孝胥总管外务事宜，钦此;谕存耆，著承办外务事宜，钦此;谕派刘骧业办理交派事件，钦此。……遂诣弢庵，谈久之。(中华书局版《郑孝胥日记》)
看来，当时溥仪身边除郑孝胥、陈宝琛等遗老谋士之外，刘骧业等少壮派人士也颇受信赖和器重。在此背景下，刘骧业经手将清室秘藏书画带往日本也不足为怪。另外，鉴于刘骧业于政府财政部和关税协调部门任职，才有可能通过特殊渠道将清室名画偷偷带出国门。因为此前针对清宫贩卖书画古物出口，政府内务部曾制定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就此次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来说，未经南京政府许可，海关便对出展绘画物品以简易手续放行，对此曾引起国内不少人士不满，后涉事海关监督还受到南京政府方面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