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很早就受到中国大陆政府的重视，最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但由于种种内外部因素的干扰，使得这一时期解放台湾的努力最终失败。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任职的时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人除了在中国改革开放问题上殚精竭虑之外，为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也进行了许多长足的斗争，将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他一生矢志不渝的信念和追求的目标。
然而虽然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口号，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和平谈判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之间的态度，但是假如台湾当局永远都不跟我们谈判怎么办呢，台湾问题难道就这么一直停滞不前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也给出了长远的思路。
对于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于台湾顺利回归祖国，一直都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主要考虑使用武力方式解放台湾，一方面当时乘着解放战争的春风，试图在解放大半个中国的基础上，完成祖国统一的宏大版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治集团退守台湾，在某种程度上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注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因此早从1949年5月下旬开始，毛主席就命令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将军，组织三野部队准备进行武力进攻台湾的准备，之所以是做好准备，主要是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没有多久，华东还有许多地区没有解放，已经解放的地区还需要做大量的剿匪工作。于是在武力解放台湾的工作上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兵团的四个部队进行训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够充分的。除此之外，考虑到国民党此前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密切交流和联系，中国大陆方面的政府也在大体估计中“确定了美国不会协助台湾”之后，加快了解放台湾的斗争工作准备。
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了和台湾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导向，甚至粟裕副司令员对于这一政策也做出了解释，“此时美国直接参与到对华战争，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利的，因此美国没有必要直接参与到台湾问题中，但很有可能间接参战，比如动员日本兵力来帮助蒋介石等。”基于以上对于形势的大体估计，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中央军委决定了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解放台湾的战争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实现祖国统一。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吸引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注意力”，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只能暂时搁置，到1954年，随着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来自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威胁也已经基本消除。
中共中央再一次将解放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考虑到国际和国内大形势的变化，此前对于武力解放台湾所作的一切准备已经不再适用。首先，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在根本上来说直接取决于当时两岸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战争形式已经不再使用，尤其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之后，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希望和平稳定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外部威胁的猖獗进一步让中国政府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而发展经济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
于是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率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此后各个领导人分别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到1958年官方政治发布了立场，建议与台湾“举行会谈，实现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一时期党内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和政策统一归纳为“一纲四目”，这也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台解放工作的基本方针。
到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人时，对于台湾问题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在国际和国内似乎都已经得到了“默认”，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国际外交中的谈判，还是在党内部的会议声明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虽然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这个提法，但我们依旧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源于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商讨香港问题的谈判发表的言论，“香港问题是归属问题，主权是不需要谈判的”，只需要敲定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而对于台独势力十分猖獗导致台湾问题趋难的现实，邓小平也表示，“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也不能放弃采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跟我们谈判，难道我们就要放弃祖国统一吗？”
因此一方面，邓小平十分有远见地提出了“不轻易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这一战略性条件，不轻易使用但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因为意识到包括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在内的涉及中华民族主权的重要问题中，解决的方法无非就是两类，要么武力解决，要么和平谈判，总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香港问题，中国大陆政府是进行了多方谈判且长时间的谈判的，最后“一国两制”可以被香港同胞们接受，而台湾问题甚至连第一步都很难迈出去，一旦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只要台湾当局拒绝谈判，台湾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此外，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也做了许多工作，使得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整体方针在国际上也广为人知晓。但即便如此，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考虑如何同台湾当局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当时台湾省的领导人是蒋经国，许多人不太清楚的是蒋经国和邓小平以前是老同学，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邓小平积极主动地同蒋经国联系，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一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私下里同他们谈一谈，许多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沟通的。”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实际上实现了十分有效的沟通，双方开始通商省亲，甚至提出了已经十分成熟的“一国两制构想”，这时候的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已经将近八十岁了。尤其是从1985年开始，台湾当局的核心领导人蒋经国的糖尿病症状日益严重，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蒋经国之后台湾地区政局的走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一旦蒋经国身体出现什么意外，两岸关系会出现什么情况将会很难估计。
尽管祖国大陆积极地争取了同台湾当局的沟通，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然而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台湾当局宣布由当时的“副总理”李登辉继任台湾新一届“总统”，显然这对于两岸的统一和友好沟通往来增添了一个不确定因素。而对于台湾当局这种“台独势力”的倒行逆施，邓小平此前就有所设想和考量，“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主权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中国人不会以任何形式将台湾从中国国土中分隔出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邓小平已经预见了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多次强调了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以此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阻碍台湾当局和大陆两岸之间沟通的因素。
而对于与台湾当局谈判之间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与蒋经国沟通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只从台湾当局政府入手，台湾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们以及各界爱国人士都有立场和权利介入台湾问题将会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台湾当局身上，台湾方面的政府势力不仅在立场上与大陆之间存在需要调和的差异，甚至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产生威胁两岸关系的“台独”势力，无论台湾当局是否选择和大陆进行友好的和平谈判，包括台湾省民众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才是我们需要斗争和努力的根本所在。
中共中央进入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之后，作为前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已经参与了对台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于是后期亲自领导了中共中央党和政府的对台工作，并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和构想在建国之后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但总体上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邓小平实质领导中国共产党工作之后，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从内外两种思路进行。
首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第一次发生较大转变，是因为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后，卡特表示美国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其中有一点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就是在中美关系谈判的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做出了重大改进，即将“解放台湾”改成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最主要的一点是将“解放”二字免去不提，改成了“解决”台湾问题。
其次，在中国大陆党内就有了1979年为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其中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希望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之所以会提出类似的政策建议，除了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之外，还有邓小平同志在台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最初中国大陆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各种官方声明中几乎只提到了“台湾当局”，对于这种重点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台湾的人有一种说不够重视台湾民众的反映”。于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做出了改进，将对象扩展到台湾当局以及台湾各界人士，“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广，除了蒋经国和国民党之外，也要向外不断广泛拓展。”
基于此，邓小平在对于台湾问题的许多战略性思考上提出的政策性意见，不仅精确地预见到了十分贴合现实的可能性，甚至给出了可供实践的指导性措施。台独势力近些年来更加猖獗，加上美国始终没有放弃介入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内政问题，使得台湾问题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强调的“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为当代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
应该说，邓小平在提出“如果台湾永远不跟我们谈判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祖国是必须要统一的，无论是台湾本土势力的阻碍，还是来自美日等外部势力的干扰，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大陆虽然追求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会放弃使用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