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互为宿敌的中日两国关系紧绷，甲午会再爆发战争吗？作者从中日恩仇录看几个历史概念。

    获奖电视电影《阴谋》（BBC及HBO在2001年联合制作），讲的是1942年纳粹“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决定系统屠杀犹太人计划的过程。电影结束前，主持会议的海德里希将军转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从小被父亲虐待、痛打，还不把财产遗留给他，但他的母亲却一直保护他、爱他，因此他非常敬爱妈妈。当他30多岁时，养育并保护他多年的妈妈去世了。那人在葬礼上看着棺木入土，想哭却哭不出。他的父亲很长寿，一直到男人50多岁时才死去。在他父亲的葬礼，男人竟意外地痛哭流涕，无法自制。

    我想先从四个概念来谈历史，也会尝试从中日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纠葛作为具体例子讨论。这四个概念是“以史为鉴”、“成王败寇”、“盖棺论定”，以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以史为鉴——从经验中学习

    历史学者研究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但关心的却是普遍的知识、教训。虽然没有两个历史人物会一模一样，也鲜有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是却还是能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值得参照、学习的道理。这是看似“无用”的历史必须不断被反复研究和学习的道理。今年是甲午战争的120周年，受到了世界华文舆论的普遍关注。为什么？最近中日为了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主权，以及后来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关系陷入了高度的紧张状态。对历史敏感的人自然会产生联想。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近200年的现代化进程出现的两次中断，都是因为同日本发生战争所致。第一次当然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清朝所主导的“洋务运动”，被证明不足以应付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连后来居上的“小日本”都能打赢自己，所以民心舆论开始对清廷绝望，倾向革命。1911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后的七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军阀割据，中国陷入动乱，全盘有序的现代化发展受到挫折。中国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则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启了惨痛的“八年抗战”。本来，国民政府在北伐名义上统一全国后，于1927年定都南京，开始了各项建设，10年间发展工商业、改革农业、整顿财政，其实有做出一些成绩，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因此也被史书称为“黄金十年”。八年抗战，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全国大面积被占领，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中共壮大，中国接着陷入内战，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分裂至今。文革之后开启的改革开放，在和平环境里发展了30多年，让中国经济跃升为全球第二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期盼国家崛起，洗雪近两个世纪丧权辱国的历史。在这个关键时刻，中日又因为钓鱼岛主权，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局势。因此，人们难免要思考，中国现代化难得的机遇,难道又要第三次被打断吗？大家最关注的是中日是否会开战。我们当然希望不会。可是恐怕连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未必有答案。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都必须做最好的准备和最坏的打算。正因为这样，所谓的擦枪走火一直是潜在的危险。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和平不是最高的价值，如何促进自己个人或国家的利益才是。因此，如果一方或双方盘算战争有利，就难以保持和平。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怎么营造战争不利的条件与氛围，是大家集体的责任。今年也是另外一个周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周年。1914年欧洲列强自相残杀，参战各国4年里共有900万士兵伤亡。当年没有人能预料到战争会爆发，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德皇更与英王是表兄弟关系。可是战争还是爆发了。这个周年之所以在亚洲也成为焦点，是因为安倍在1月22日于达沃斯论坛同国际媒体对话时，用一战前英德关系为比喻，暗指今天的中国犹如当年崛起的德国，试图用武力挑战国际秩序。

    据《日本产经新闻》中文网报道：在与外国媒体的座谈中，有记者问：“中日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吗？”安倍回答：“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我想提一下，当时英德两国虽然经济关系密切，但最终还是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安倍称：“如果提问中的问题真的发生，不仅给日中双方造成巨大损失，对全世界来説也是一个重大损失”。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很迅速，发言人秦刚表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动本身就表明日本企图否定二战成果以及战后国际秩序。这个反击拿捏得相当精准，安倍拿一战说事，中国便拿更贴近当今国际现实的二战还击。所谓的“二战成果”，就包括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以大量牺牲所换来的对日胜利；“战后国际秩序”，也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经东京大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否定。北京要说的是，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刺激的虽然是中韩，伤害的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

    历史是否胜利者的记录？这关系到对历史的解读是否有可能存在基本共识的问题，其中也牵涉到历史事件的是非判断。中国传统上有所谓“当代实录”和“隔代修史”的做法，这里头或许有两种考虑。从史学意义上说，当代人尽可能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事，后人再根据记录做出历史评价。这是因为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纠葛，让当下的评价面对很多阻碍。尤其是涉及皇帝，因为礼法的关系，不能随意评论皇帝言行的对错，只能如实记录，让后人去判断。从政治意义上说，这里头也涉及正统观念，也就是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一般都是在推翻前朝后为其修史，以确立“天命”已经转移到本朝。例如，辛亥革命之后，由中华民国袁世凯北京政府设立的清史馆，就编纂了《清史稿》，分纪、志、表、传四部分。可是中华民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无法专心出版一整套《清史》，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2011年，打败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名义，出版《中华民国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主持编纂，全36册，里头也不无“取而代之”的政治意涵。在中日关系方面，对于历史解释的争议就更激烈了。前述的东京大审判又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对日本军国体制的主要负责人的集体法律制裁。所谓的“甲级战犯”，就是被法庭判决为战争责任最大的日本军政要员。可是，战后的日本右翼是否定东京大审判的，认为那是胜利者的正义。东京大审判本身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与处置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大审判相比，参与的法律专家都是美国一流的法律专才，东京用的都是些退休的地方法院法官和检察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审判的过程也不严谨。例如，在发生南京大屠杀之后，唯一引咎辞职的日本将官松井石根，当时担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对于日军军纪荡然的疯狂行为大感震惊，在大审判时形容大屠杀是“国家的耻辱”，并为此削发出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以纵容大屠杀为罪名吊死他；那些真正下令或参与虐待杀戮数十万无辜中国军民的日本下级军官则没有伏法。此外，就如日本右翼所指责，按照同样标准，战胜国军队也犯下过暴行，例如原子弹轰炸平民、苏联红军对日本和德国平民的杀戮，但因为战胜而不必面对法律责任。同时，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美国并没有清洗日本的军国体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追究，很多甲级战犯后来被释放、赦免，甚至参政，造成今天日本政治精英仍然持有军国主义历史观。不同的政治立场确实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观，但这并非说历史就沦为虚无主义，没有是非。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地，残杀无辜，都是血泪斑斑的事实，不容否认。美国的政治计算、东京大审判的草率，都不能抹杀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因此，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东京当局用什么借口，都会激发中韩与亚洲各国人民的义愤。至于从国际现实利益出发，要如何化解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则是另外一层的考量了。

三、盖棺论定——客观评价的可能性

    原则上，对于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间距离越长，客观性就越可能。比如，至今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去年底因为毛诞120周年所引发的新一轮争论，到今年头还继续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延烧。这一方面是因为史料还不全面，很多档案还无法对外公开，让史家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牵涉现实政治利害。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主牌，是政权延续性的重要象征，天安门就还悬挂他的头像。因此，就如前述“当代实录”、“隔代修史”一样，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恐怕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此外，历史的客观评价也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人们喜欢拿战后的德国同日本对比，批评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客观公正面对自身的侵略历史。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蔡孟翰2月28日在《联合早报》的文章《东亚和解来自建立新秩序》，就提出了很重要的观察。他指出，中国没有参与战后亚洲国际秩序重建，导致了今日的史观之争。当时盟军有数次与蒋介石提起战后越南与琉球接管问题，可是国民政府并没认真对待。战后欧洲德法、德英之所以能够和解并接受德国的道歉，除了纳粹分子全部被清算出德国政治体制，法国及英国参与战后欧洲新秩序的建构，将其意志施加在战败的德国身上，才是主要原因。日本没有经历德国那样的政治排毒，也没有在战后屈服于中国的政治意志，东京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完全放弃自身的战前史观，客观对待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至于中日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都能找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文件记录，但这既是历史问题，也是国际政治利益的问题。国际现实是，谁行使实际控制权，谁就占便宜。日本对钓鱼岛有实际控制权，就如俄国对日本的北方四岛有实际控制权一样，日本每年都会举办官方的纪念仪式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但莫斯科一直都不予理会。

四、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1952年）的名言。后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这是说关于历史的解读、诠释，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时代的问题，因此对相同的史料、历史事件、人物，每一个时代都因为问题意识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看法。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英国历史学者马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说：“一个在1789年,1794年、1804年、1814年和1834年都对大革命持相同看法的人，要不是神启的先知，就是顽固的笨蛋。”这是因为历史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但却对后续的法国和欧洲不断发生影响，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影响的人，对于大革命自然会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和感受。比如，1794年就发生了革命党平定旺代（Vendee）保皇党起义的大屠杀和焦土政策。到了1804年，拿破仑登基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大革命的共和理想至此幻灭了。1814年，欧洲列强在击败拿破仑后召开维也纳会议，奠定整个19世纪的欧洲国际秩序。1834年，法国里昂的工人二度起义，要求重新建立共和制。可以想象，在上述不同年份的人，面对那时的政治现实，对于大革命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同样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在不同的年代都是当代史。这里也涉及了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t History）的问题。在共产党的语汇里，这是个贬义词，但我在这里是中性对待，不含褒贬。所谓“历史修正主义”，是说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会因为后续出现新的史料，或时代价值观改变了，而发生新的解读。一个例子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由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退休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撰写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就表示发现新证据，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另外，随着美国自由派的多元价值成为社会主流，从印第安人原住民的角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启白人殖民统治，对他们是巨大的民族文化灾难，而不是从欧洲白种人观点来说的历史大成就。

回到开头的那个故事，男人的一生都活在仇恨之中，对父亲的仇恨变成他生命的全部动力和意义所在。母亲的去世是一种打击，但是父亲的过世却是他生命的空洞化。失去了仇恨的对象，男人不知道今后要如何继续活下去。在电影里，海德里希将军对下属解释说，告诉他这个故事的人是试图提醒他，德意志人民要避免把对犹太人的仇恨，当做整个民族的全部意义。否则，当犹太人被杀光后，德意志民族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个教训，不妨也放到中日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作为参考。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本文是根据2月23日作者发表于怡和轩首个“以史为鉴”系列讲座《中日交恶，又逢甲午年》的讲稿和现场答问改写。）